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I'll always be here.

Memories stay.

 
 
 

日志

 
 

王小波——《万寿寺》  

2010-04-01 20:04:41|  分类: 花中李的转载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万寿寺》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对传统经典的激烈反叛。明确这一点,从而摒弃习惯上的阅读期待,是读懂这部小说的重要前提。不难看出,其自由主义思想风格颇有后现代主义启蒙思想家福轲的遗风;艺术手法上则成功借鉴了当代文学大师卡尔维诺的《寒冬夜归人》。
  福轲的一生,反复批判传统思想关于人、人的生存、道德、主体、知识、权力以及艺术的基本观念,多方面地、不停顿地进行无所畏惧的逾越实践,不愧为一曲诗性生存的颂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归人》是他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小说由十个表面上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分别由十个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而且都是只叙述了故事的开头。
  《万寿寺》被公认为王小波小说的最高成就,无论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是西方艺术的借鉴,都并非简单的接受和模拟,而是一个立足本土的、血肉全新的、鲜活生命的完美塑造。
  一、剥离“文化”的母体
  小说的前三章讲的是薛嵩在湘西建功立业的事。年轻的薛嵩想要建立一番功业,倾家荡产买得一纸朝廷的任命——湘西节度使,可到地方一看,竟是一片一文不值的荒凉山坡。还有他买的那些雇佣兵,一听说打仗就象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他们的本领是出卖,不过是四野无人,一时找不到买主。就这样,薛嵩被大大地愚弄了。凤凰寨既然是一个军营的所在,就理应惩办一些人来建立节度使的权威,薛嵩是这样想的。可是就连贪污的军吏他也惩办不了,没一个人听他的,他只好隔三差五就召集他的兵士,把军营里的小妓女鞭笞一顿。瞧,薛嵩就是这样窝窝囊囊当节度使的。
  一个长安城里的纨绔子弟,是怎么心血来潮要去湘西当节度使的?因为一个老妓女的蛊惑。想当初在那个灰色的长安城里,什么都是灰的,连自己呵出一口气,定睛一看全是灰的。在这极端的压抑下,薛嵩走进一个老娼妓的四角亭子里,从亭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就鬼迷心窍地想要建功立业,为大唐去开辟疆土了。
  那么,老妓女究竟是如何打动薛嵩的?
  匍匐相迎,细声叫着“大人”。
  “老爷是天,奴是地。”
  为他打扇,揉肩,擦汗。
  “官人,你不是个等闲之人……”
  人性的弱点是虚荣,而年轻人所缺乏的往往是自知。老妓女深谙此道,一番男尊女卑的理论与实践之后,薛嵩就彻底晕眩了。其实,真正野心勃勃地要建功立业的是老妓女,而薛嵩只是她的工具。
  这便是“文化”的髓核,其虚伪与阴毒可见一斑。
  当然,“男尊女卑”只是“文化”的一个符码,它的内涵极其繁复。老妓女后花园里有一口深不可测的枯井,她在其中便溺时可以听到地下遥远的回声。那遥远的回声,便是可以上溯几千年的“文化”源头,汩汩汤汤,奔腾不息。
  “文化”的最核心内容是道德观与人生观,老妓女的男尊女卑说词与表演属道德观范畴,薛嵩立志为大唐去开辟疆土,乃是人生观体现。不过,他的雄心壮志最后还是动摇了,就象他在山坡上挖掘壕沟立起的栅栏,被里面的白蚁吃空了。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曾经讲到当年插队时的事,那时候他们天天喊着保卫毛主席,可是突然出了林彪事件,他痛感自己竟是这么不堪信任。后来经过痛苦的反思,才认识到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后来他的人生观就改变了:希望自己有一些成就,为人所羡慕;有一些美德,为人所称道。
  薛嵩也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艰难的信念置换过程。起初,也曾经下大力气和白蚁斗,结果是锛坏了很多锄头,打了很多血泡,蚁巢却一个也没刨掉。后来他栽了很多竹丛、灌木丛之类的植物,白蚁不吃这些。里面的土蜂和猪崽子成了防御力量,他觉得自己彻底堕落了。
  其实他“堕落”得远没有彻底。在灰色的长安城里长大,连自己呵出一口气,定睛一看全是灰的。这说明灰色已经进入他的脏腑。也正是因此,他才被老妓女蛊惑了,异己的东西是容易排斥掉的。
  薛嵩毕竟是变了,就象他那匹西域宝马到了湘西变成一头老水牛一样,终于有一天,他不再洁身自好,不再用军纪约束自己。他怀着一颗贼心,走进一片荒山,抢了红线为妻。
  但是,信念的置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曲折往复的流程。薛嵩当了一回抢女人的强盗之后,又想假装正经了。他教红线汉族的礼数,让红线叫他大老爷、大人,自称小奴家、小贱人。他不吃甜得发腻的无花果和奶油味的木菠萝,觉得于道德修养有害,只吃木瓜,那东西一点味道也没有,给人一种麻木的感觉,这便是中庸的味道。当他被刺客砍去了半个耳朵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疼痛,而是震惊:我是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是此地的官老爷,他们连我都敢砍,这不是造反吗?念念不忘自己是堂堂节度使,尽管他的威风只能在一个可怜的小妓女身上施展。后来他又在水里发现了自己那只被砍下来的耳朵,先是把它捞上来放进了嘴里打算吃掉,后又因恶心吐出来将它埋葬,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真是虚伪、做作、迂腐之极,难怪他自己都觉得恶心了。
  不过,面对刺客男女的不同,他的反应又回归本性判若两人了。对男刺客他大吼大叫,气愤难平,首先想到的是酷刑逼供,而且他开出的清单令人发指,残酷之极。可是轮到女刺客,他则是看得入迷、发愣,酷刑逼供早已忘到爪哇岛去了,红线提议酷刑逼供时,他还发呆,直到气得红线抓他。甚至女刺客变成尸首异处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失去平常心。这就象人们对待同性恋,女人觉得同志可以理解,男人则以为拉拉值得同情。其实还不都一样吗?可事实上就是不一样,异性总是可以谅解的。这就是人的本性,薛嵩在这件事情上脱去他平日里那件暧昧的外衣,露出了他皮肤的本色。
  一群刺客钻进竹楼的时候,薛嵩正和红线做爱。他陶醉于男尊女卑、阴阳调和的文化氛围中,怎么也找不到作战的感觉。那是一种乐趣,就象在长安城里他经常打丫环奴婢们的手心,不一定打得多疼,主要是那种上下尊卑的优越感,那是一种“文化”上的享受。
  黎明时刻,梦醒时分。那颗挂着的人头醒来,发现自己失掉了身体,感到惊恐万分;小妓女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象一条跳上案板等待宰割的鱼。薛嵩迷糊了很久,最后,他别无选择,把箭头对准了老妓女。与此同时,他的心在刺痛……
  经过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薛嵩终于从文化的母体剥离出来,他的心却在刺痛,这是因为,在“文化”上,他和老妓女有着共同的血缘,一脉相连。
  在老妓女试图杀掉小妓女的过程中,“文化”的虚伪、阴毒、怯懦、愚蠢与厚颜无耻昭然若揭。她先是打算把小妓女活埋,后又想把填进树心里。在这之前居然还要端一杯水给她喝,并决定给她立一个墓碑,并时常去祭奠她,因为她们曾萍水相逢过。老妓女又是那样的 紧张,手里拿着臭袜子,准备随时塞进小妓女嘴里。她怕她骂她,或者啐她一口。她想把小妓女吊起来可是又拖不动她,便说:“你自己跳到树边上,然后我把你吊起来——这样可好?”,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所谓“文化”,其实就是指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儒家文化。客观地讲,儒家经典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文化遗产,把孔孟奉为精神导师也并不为过。不过是历经汉、宋两朝,靠了董、朱、二程之手,儒家经典的才改头换面,幻化成统治者手里的一部治人宝典。在普通人一面,它教人俯首贴耳;在统治者一面,则师之以兵不血刃。之后,儒家文化得以时代传承,发扬光大。
  书中还有一个“我”,刚读小说草稿的时候,感觉“这篇稿子有一种异己的味道”,直到第三章结尾,“我”还是说,“我和谁都不象。最不象我的就是那个写下了这些文字的家伙——我到底是谁呢?”当然,“我”就是薛嵩。
  万寿寺里的“我”,就象湘西的酷热里用铁枪挑着柴禾捆的薛嵩。他被夹在一串柴捆中间,象一只蜈蚣在爬,又象一只蟑螂把粪球滚回家。为了生计,薛嵩的铁枪做了挑柴捆的扁担,“我”的笔则用来填表格那样的东西。此外,“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见过三重檐的竹楼,在那里怀念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也不能忘记自己要建功立业的决心。“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节度使”和“凤凰城”那两行字,是扁扁的隶书,就象写在棋子上的字,而且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脱下裤子看看自己的屁股。薛嵩扎根湘西的决心,“我”分明也有过。 正如薛嵩在“文化”的氛围里,曾经一度迷失了自己,“我”也曾经被“感动”。 “从来就不会感动”,那只是因为“我”失去了记忆。最后,薛嵩终于把箭头对准了老妓女,而“我”,受了那一场无情的愚弄的之后,面对那腐朽、没落的“文化”,一番切齿痛恨过后,也拂袖而去,弃之如敝履。
  二、 重塑理性人格
  第四章里有这样一段话:薛嵩就是我。我不应该如前面写到的那样心理阴暗。我应该是个快乐的青年,内心压抑、心理阴暗对我绝无好处。由此可以看出,前三章的意图在于解构,而第四章的目的在于重建,关于人格的重新建构。前三章里,薛嵩是“我”,而这一章里,不仅薛嵩是“我”,红线也是“我”,女刺客还是“我”。这三个人的性格特征都是“我”的心灵投射,健全、理性、完美的人格正是通过这三个形象的粘合得以重塑的,这便是这个后现代文本的绝妙之处。第七章里有一句话是统管全篇的,我们不妨提前拿过来引用一下:“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一人。假如不是这样,又何必要有小说呢。”
  薛嵩是个天生的能工巧匠,建造囚车的过程溶入了他对爱情的赤诚,更灌注着他对事业的痴迷。从木料的选择到木材的烘干,从囚车的画图设计到雕花构思,从手枷、足枷的精妙制作到三道抛光,无不苦心孤诣,尽善尽美。其实,建造囚车便是他人格的缩写,追求智慧是他的品性,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醉心于此,乐此不疲。
  红线生长在湘西那个蛮荒之地,野性十足,无拘无束。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她已熟视无睹;人对人的残酷虐杀,她也已经司空见惯。正因为如此,面对杀戮,面对死亡,她都有一颗平常心。具有一颗平常心的人,才能够爱恨有时,悲悯有度。
  面对女刺客,红线并没有心生仇恨,反倒是对方亮丽的容颜和白皙的身体让她油然而生爱意。刺客对她和薛嵩建造的囚车由衷地赞美,她听了很是高兴。于是两个人很快成了朋友。这样,她们之间就有了两层关系: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刺客几番央求红线,转弯抹角地求,直截了当地求,求她放了她。红线始终是面带微笑,婉言拒绝。刺客屡次设计企图逃脱,都被红线看穿;一直在寻找红线的破绽,始终无机可乘。另一方面,红线的友爱又是温情脉脉的。刺客死前和她是朋友,死后却爱上了她。在这种超现实的细节里,刺客被尸首两段之后,人头向红线示意,渴望红线吻它。红线觉得很要命,但还是吻了。吻过之后,将人头放开时,小心翼翼,尽量轻柔。后来薛嵩要将人头吊起,人头又表示想和红线朝夕相处,起卧相随。红线实在不喜欢这个念头,就假装不明白。面对人头凄婉的神色,红线硬下心来,举手行礼。然后她想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就跑去玩了。但红线毕竟是善良的,她决定另外找个时间来陪这个朋友。
  这就是红线,她性本善良,却又不执着一念。把刺客当朋友,却又从未忘记她是敌人;处处提防这个敌人,却又对朋友有情有意;对朋友有情有意,却又不为友情所困。这便是理性。一切的分寸与取舍,皆由理性来定夺。
  人生,有两个端口,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人要怎样活着,这是大多数人都曾想过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死亡,只有思想具备相当深度的人,才会认真想过。死亡对每一个人,就象一个预订的生日蛋糕,时辰到了就会来的。
  刺客正在面临的就是死亡的问题。由于恐惧,酷暑之下她竟瑟瑟发抖。保存自我是人类的本能,哪怕只有一线生的希望,都不会放弃。于是,刺客在红线面前求情、寻隙。到了无法避免死亡的最后关头,她终于战胜了恐惧。
  福轲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生与死,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肉体问题。人的死亡不同于动物的死亡,因为人可以努力争取成为死亡的主人,可以通过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和条件同死亡进行拉锯战和捉迷藏,在同死亡的交往中实现审美的创造。
  被动地等候死亡、消极悲观,甚至恐惧地面对死亡,成为死亡的奴隶,是福轲的生存美学所不取的。而要真正实现审美活动,就势必将审美本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产生强大无比的生命力,置死亡与其它一切于不顾。刺客面对死亡的过程,正是这个审美创造的过程,而她最终战胜恐惧的那种强大无比的力量,正是尊严的力量。尊严——至高无上,生命的最美。
  刺客的两种情况,其实是尊严之美的两个层次,两种境界。第一种是接受死亡的现实,不屈不馁,从容赴死。慷慨从容,可歌可泣。第二种是把死亡看作另一个美好空间,“绝望其实是无限的美好”。一切生存的斗争都已结束,灵魂终于可以摆脱肉体的牢笼而不朽。刺客面带微笑,心神恍惚。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也不想逃掉,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此时,魂魄已经离开这喧嚣的尘世,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除了生和死,人生还有一大主题,那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就象薛嵩和红线共同建造的那座囚车,周到、细致、温柔、严酷。这里面不仅仅是指两人的生活,也包括性爱。红线帮薛嵩干活——帮他造那些打自己、关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爱情就是这样的,钻进这个套子里是自觉的。“我”是薛嵩,同时又是红线。所以,在这里,男人与女人是可以互换的,不存在主动与被动的问题。在爱情这个意义上,红线即薛嵩,薛嵩即红线。还有,真正的爱是严肃的,小妓女所体验的随随便便玩玩就算的那一种是性,不是爱。红线说她“死定了”,这才是爱。爱是严酷的,因为人性并不是专一持久的。真正的爱,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守住自己那颗心。
  刺客临死前的笑意,使薛嵩受到很大的触动。他想到与其用枷锁去控制人的身体,不如去控制她的内心。靠什么去控制,就是周到、细致、温柔、严酷的情感与态度。后来他在树上刻下一颗心,每天拿箭去射它,也就是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最完美的人格结构,就是智慧、理性、尊严与爱的结合,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理性,理性是智慧、尊严与爱的根基。最主要的,有了理性,才能避免盲从,才不至于“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三、真正的智慧
  在同一母题下,前三章解构,第四章重建;第五章不同,这一章是谈智慧的,它把学院派与自由派两种智慧放在一起,让其两军对垒。在两大阵营两个回合的交手中,老妓女不敌小妓女,薛嵩、红线轻取众刺客。这样,是非曲直,破立取舍,不言自明。
  第一回合,在“谁是败类”的论辩中,小妓女伶牙俐齿,老妓女瞠目结舌。后来老妓女几次想把小妓女拖出房子杀掉,结果都被小妓女踢出房去,纸窗、纸门、纸墙壁上到处是人形的窟窿。这就是说,在这一回合中,无论从言论上,还是从行动上,学院派都远不是自由派的对手。
  第二回合,众刺客要刺杀薛嵩,摸进薛嵩家的院子,“教科书”上的四种方法均无法打开那扇木头门,最后才发现门根本没有上锁。刺客头子发出一道口令——“悄声”,手下的人却大声叫喊起来,因为要显出头头的威严,结果把整个凤凰寨的人都吵起来了。他们冲进牛棚,竟把一头水牛当红线。在开战之前的这段序曲里,学院派奉“金科玉律”为宝典的学院派,其愚蠢已经初露端倪;而在自由派与学院派的对决之中,薛嵩红线战胜众刺客更是易如反掌,手到擒来。
  薛嵩红线战胜众刺客,作者设计了六种可能性并置,这种情节的增殖是后现代文本中常见的手法,《万寿寺》中也是随处可见。第一种说法,红线一句“点个亮嘛”,刺客们果真就上了当,被黄蜂蜇得抱头鼠窜而逃。第二种说法,薛嵩把空中的房子放下来,刺客们的头就被拍进了腔子里。第三种说法,刺客们进了薛嵩家的门,立刻冲进薛嵩设制好的大木桶里,前冲后冲,使尽了蛮力也冲不出去,只好退回去。第四种说法,薛嵩家是一座精心设计的迷宫,到处是路口,到处是墙壁,就是看不到门,好不容易看见一扇门,呐喊一声冲进去,却落进了茅坑里。第五种说法,薛嵩家是一片湖泊,水边停了几只船,众刺客便上了船。从午夜撑到天明,又从天明撑到午夜,却怎么也离不开原来的地方。原因是篙和桨里都灌了铅,水是烂泥塘或者是陆地上涂上的清漆。第六种说法,红线养了青蛙、蜥蜴、毒蛇等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让它们互相通婚,结果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变种。刺客来时,她把这些妖魔鬼怪放出来,刺客们吓得落荒而逃。
  从客观上讲,学院派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全无胜算,在第二种说法里,刺客头子如果听取手下的劝告,趁薛嵩和红线修理机器杀回去,的确没有第二层房子再砸他们,他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怎奈刺客头子不喜欢别人总给他出主意。由此可见学院派的虚伪与腐朽,这一劣根使得他们败局已定,全无转机。
  学院派百战百胜,自由派每战必败,其能量对比如此悬殊,根本原因何在?囿禁的状态必会消弱人的思辨、想象及应变能力,学院派被众多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僵化死板,不得变通,当然就会象老妓女割草招牛一样愚蠢可笑。自由派则是一个自由奔放、无所禁忌、率性而行的派系,充分的自由与个性,才是通往创造境界、获取智慧与能量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每一口猪和每一头牛的生活都有一个很悲惨的主题,前者是长肉,后者是干活。它不一样,它目光炯炯,身手敏捷,到处游荡,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吃饱了以后,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学汽车叫,拖拉机响,有时候到邻近村寨里去找漂亮的母猪谈谈爱情。那副特立独行的派头,潇洒得很。后来领导上把它定为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实行专政。指导员、副指导员带着几十个人持枪荷弹地围剿它,它竟在火线之内镇定、冷静地连兜了几个圈子,最后找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
  这只猪的特立独行之处,就是它有自己的意志,无视别人对它生活的设置。设置是一把锁,可以锁死一个人的心智。当初老妓女她想要做凤凰寨的主人,所以她迷恋薛嵩,因为他不但是个能工巧匠,而且勤勤恳恳。于是她让他造那样一把锁,一把能锁住自己的锁。世上的确有人出这种招,比如《红拂夜奔》里的李靖就设计了一个人力长安。这样,不仅天下苍生被控制,连智慧也被控制。这时候,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即是自由派;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场了——这便是学院派,被历史的脐带缠住了的流派。
  真正的智慧,是有意志的。在这个故事里,红线没有被刺客杀死,薛嵩也没有被逮住。这是因为,这个故事里,“我”是做得了主的,做为自由派的最坚定分子,“我”绝不容许那种可能发生。
  四、崇高不在场
  第六章揭示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这个立体结构中的另一平面——品行。在这里,品行之种种,杂然相陈;解构与重建,合而为一。本节独以崇高为题,意在突出原文的重点,即关于“崇高”的解构。
  老妓女不再是那个令人生厌的老女人,她不老也不丑,神神叨叨,嫉妒心强,比较善良,也很诚实。但她仍然是庸俗的。一个人的品行,往往是复杂的,立体的。邪恶面前,她有尊严有气节,而且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但结果却让邪恶得了胜。刺客把她和小妓女分别捆在两颗树上一起打了。这时候她对小妓女说,“我可是想救你的啊!”但小妓女不买她的帐,只是骂她笨。
  崇高是什么?有价值的牺牲。老妓女牺牲了自己的皮肉却没能保住小妓女的皮肉,这样的牺牲毫无价值,这种愚蠢的行为算不算“崇高”,实在大有疑问。就象王小波杂文里提到的一件事,洪水冲走了一根木头,有人为了打捞这根集体的木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生命和木头哪一个更有价值?毫无疑问,是生命。在这里,洪水和刺客都代表邪恶,邪恶面前应该量力而行,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不计代价不看效果,只一味地追求崇高,那种“崇高”就是假的,是愚蠢和虚伪的混凝土。
  作为后现代文本里的人物,薛嵩是裂变的,即便在同一章里,薛嵩也可以随时裂变,由一个人裂变为三个人。通过裂变以达到人物的增殖,这是行文的需要,比增加二个人物要来得方便。
  第一个薛嵩是情种,他对所有女人的身体都深具爱心,到处留情。在这一点上,他与邪恶的刺客是相对立的,刺客对所有的身体持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邪恶与生俱来,多情也是与生俱来;刺客生来是蓝色,薛嵩生来是棕色。多情不是邪恶,它与肉体相关,但植根于心灵。爱,属于善的范畴。
  相对来说,第二个薛嵩就复杂多了,面对众多刺客,他内心怯懦,却又不甘怯懦。穿上只有前面的铠甲装扮成一个金甲天神恫吓对手,同时也给自己壮胆;躲在安全的地方放冷箭,不和敌人正面交锋。为了夺回凤凰寨,射死了老妓女,又把箭头对准了小妓女。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就象“我”的表弟喋喋不休地讲柚木一样,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在凤凰寨建一座美丽的长安城,以他家的平台为中心。论智慧,他是足够的;可是他不具备建那样一座城的美德。那样大的工程不是两个人能完成的,正如两个人无法推动院子和地基构成的机器一样。自私自我还够不上邪恶,只是被事业迷住了心窍。
  第三个薛嵩更为复杂,首先,他是女权的受害者,女权的代言人是红线。
  她在薛嵩的身上文了一只大苍蝇,又把他打扮成马;薛嵩象马一样喷起鼻子,甚至用“尾巴”赶起苍蝇来。最后,红线骑在薛嵩身上,薛嵩不禁摇首振奋,几乎要放足跑动。这时候,薛嵩真的变成一匹马,红线骑在他身上,感觉又舒服又威风,一匹马比一个丈夫可强多了。在另一种情况下,薛嵩在红线面前就有一些尊严了。还是修那部弩车,红线对他的专注精神肃然起敬,从他身上清除掉一切恶作剧的痕迹,找来了一片芭蕉叶,给他打起扇来了。这个结尾是复制了《甘泽谣》的,说薛嵩最终收拾不了田承嗣,是红线偷走了田的盒子,才把他吓跑了。这样,薛嵩就不再大男子主义了。这种情况下,红线竟一跃身起来,骑在他头上了。红线开大会批判薛嵩,在这里,性只是女权的一个符号而已。
  王小波曾在《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中说:“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人不应该因性别而不平等,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是,文明进化中的当今社会,也有女权高涨,矫枉过正的现象。当然,“薛嵩就不再大男子主义了”,这句话说明,起初薛嵩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这是最具普遍性的事情了。所以,作为女权代言人的红线,她的行为应该是没有性别的,同时也代表男权的行为。作为男权或女权的恶劣品行就是无缘无故地想统治对方。性别上的平等才是公平的,哪一种都有违平等。
  这一章里的“我”,不再是薛嵩或者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我拒绝任何一人”,只代表现实中的“我”。“我”是现代派,院里的锅炉坏了,下水道堵了,这于“我”都是一种内心的奇痒,一心想去修,想去捅,象疯了一样。就是疯了,这也是一种高尚的疯病,何况“我”并不是疯,只是不能忍受现状,渴望变革,变革这个属于大家的现状。
  在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当今社会,庸俗的、虚伪的、邪恶的都大有人在,具有象“我”这种高尚品质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至于崇高,我们看到的只有伪崇高。如果排除虚伪和愚蠢,崇高就是缺席的,不在场。
  五、 虚拟的斗士
  第七章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当属薛嵩攻塔。薛嵩身披黑色斗篷,旁边摆放着构架、摇臂、绳索等各种攻城器具,一道帷幕,幕后影影绰绰似有千军万马。塔的四周拉起了绳网,但薛嵩的云梯以一把大剪为前驱,把绳网剪得粉碎;老虔婆们又端来了炭炉子打算烧云梯,但薛嵩的梯上带有大喷头,婆子炉子都变成了落汤鸡;有些老虔婆准备了油纸伞,可薛嵩的云梯上架有风车,油纸伞被吹得东倒西歪。最后,有个英明的老虔婆把塔外牌子上的“薛嵩不得入内”的字涂掉了,但薛嵩已经决定攻塔了,什么都不能让他停下来。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没想到那个身披黑斗篷、海盗一样威风凛凛的家伙,原来竟是薛嵩的表弟,薛嵩本人早已潜入塔内。在这个通往黄泉的地穴,找到了他心爱的姑娘。脱下自己的斗篷裹住姑娘的裸体,自己一丝不挂。然后,两个人肩并肩从容不迫地走出塔来。薛嵩的出现彻底动摇了学院派对爱情的说法:以诗会友,在红叶上写情书,爱人之间用诗来对话。这样,他们就给塔里带来了无数的麻烦;不久,这座塔就倒掉了。
  然而,这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却是假设的,做为斗士的薛嵩也是虚拟的。换句话说,敢作敢为根本不是“我”的风格, “我”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薛嵩。相比之下,那个塔里的姑娘倒是和“我”蛮像的。
  “生活中重要的是光亮,但这里没有光亮。生活中重要的是风,但这里没有风。生活中重要的是声音,但这里没有声音。”这是囚禁姑娘的塔中地穴,同时也是“我”的生活空间。姑娘在老虔婆们的迫害之中,“我”也在“蓝制服”的重压之下;在那座塔里,姑娘唯一的希望就是“薛嵩还会再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做的事了。在万寿寺里,“我”也只有一件事情想做,那就是写小说;姑娘犯了“不能饶恕”的错误,就要被总监婆婆送下地穴,那是通往黄泉的路;“我” 如果每年写不够一定字数的“官样”史学论文,就要被“蓝制服” 调离。
   “我”和那个姑娘一样,被别人用重重锁链锁住,嘴里又被塞上黄连木的衔口。于是,姑娘偷偷地破坏茶炊,等待薛嵩来修;“我”则是等“蓝制服”离开之后摔个墨水瓶子泄愤,或者做出一副无赖、奸佞的样子以表抗议。可见,“我”和塔里的姑娘反抗方式一样,都是消极的,远没有薛嵩那种斗士的气魄。
  权力的压制与禁锢,当然不只是在万寿寺和那座塔里,这部机器威力无比,掌控天下。现代派就如塔里的姑娘和万寿寺里的“我”,毕竟势单力薄。所谓现代派的劣根,原因主要就在于此吧。
  从塔里逃出去以后,姑娘自由了,既不依赖学院,也不依赖薛嵩。独立的生活,从房子里的变化也能看出来,以前的草席、软垫子统统不见了,四壁和地板都变成了打磨得平滑的橡木板,头顶的天窗代之以一溜亮瓦,阳光和云在头顶流动着。这间房子的一切都变了,唯一不能改变的是它的几何形状,就如同女人的身体,生殖系统是改变不了的。“我”做不了薛嵩,只能是那个姑娘。于是,“我”和薛嵩做爱。
  这个故事从爱情开始,止于变态。这就是“我”的命运。假如让“我”选择,我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但是,我别无选择……
  六、诗意的世界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千年以前的长安城便是“我”的诗意世界。那低矮精致的城墙,城墙外面常青的藤萝,冬天里那飘飞的雪片,雪片散发着的茉莉花的香气,那随处可见的楼台、亭榭,那纵横交织的水道,架在水道上的石拱桥,桥下清澈的流水,桥上水榭的黄杨木窗棂,渠边的果树,大河上的弄潮儿,画舫上长发披肩的美女们,她们轻巧地跳入水中时,滑动着的白色的身体。还有一个白衣女人,她走进画面,走在镜面似的大街上,在四面八方留下白色的影子。我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追随着这个白衣女人……
  这个“诗意长安”,正是诗性生存的彩色诠释。福轲的生存美学堪称当代诗性生存的理论典范,它告诉人们,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词语符号,变成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力量,带领我们永不满足地追求、超越、鉴赏和回味。要使自己的生活实践提升到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境界,则离不开梦幻般的自由想象。诗意长安,正是这种超脱世俗慰藉心灵的梦幻想象。
  可是,长安城里一切都在变形,小桥变胖了,胖得臃肿,池水和雪都在涌动,涌浪掀起了厚厚的雪层,整个大地都在变形,水榭、小桥、黑暗中的树影,还有灰色、朦胧、几不可辨的天空都在错动。实际上,真正错动的不是别的,而是“我”。这是“我”的内心世界。
  记忆中那个卖掉我心爱“格朗地”的满身铜臭的表弟,七五年那灰色的雪,惨白的路灯,地上的尘土和纷飞的纸屑,那个戴着红袖章拿着手电筒晃动的人,那些巡夜的士兵,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夜不归宿的人……当然,也有“我”的黑尼大衣,大衣里面那种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美妙的东西——黑白两色的空间,冷热分明的温差,甜得发苦的花——完美的性,“我”赖以生存的诗意。
  丧失记忆是一个重大的题目。丧失了记忆又不自知,那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只留下诗意;恢复了记忆,便回到了庸俗,无法拒绝的庸俗。
  万寿寺是“我”千秋不变的命运,那个四处漫延着大粪的臭烘烘的万寿寺,那个大家都愿意坐在屎里的万寿寺,那个做为历史的脐带万寿寺……一切都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评论这张
 
阅读(144)| 评论(0)
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